数字人文 | 元宇宙,未来还是已来?

原载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89871

2021年10月,扎克伯格宣布,将Facebook母公司名字改为“Meta”,大力宣传其“元宇宙”商业规划。“元宇宙”由这样一些关键词构成:在场(Presence)、虚拟形象(Avatars)、个人空间(Home space)、瞬移(Teleporting)、可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隐私安全(Privacy and safety)、虚拟商品(Virtual goods)、自然界面(Natural interfaces)”。他宣称,元宇宙不仅将为所有现实中的生活场景提供在线的数字版本,而且还可以提供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全新交互可能,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和欲求。2020年10月,上海虹口待拆迁区域,墙上挂着关于未来的效果图。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10月,上海虹口待拆迁区域,墙上挂着关于未来的效果图。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批评意见指出,“元宇宙”的商业愿景存在诸多弊端:它让公司舍弃了原有的核心业务(社交网站)而走向了虚无的幻境;“元宇宙”的治理模式更值得怀疑:推特公司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公开称,“元宇宙”意在建立一个“异托邦”;甚至,“元宇宙”的技术基础也是一笔糊涂账:当人们将虚拟现实、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诸多信息技术热门领域全部与“元宇宙”建立关联时,“元宇宙”的热度和期望一再升温,却未能呈现出一条具体路径,以统合如此之多的技术领域。人们并不清楚,“元宇宙”究竟会否到来,将在何时到来?
元宇宙,一种“营销话术”
11月23日,某知名歌手花费约12.3万美元购买了三块“虚拟土地”,“虚拟炒房团”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理性的人看到“几天疯涨1000倍”的“致富”神话,所感知到的却是几乎与电信诈骗无异的“套路”——现实土地的稀缺性,在“元宇宙买房”并不存在,却人为用“买房”类比,而制造出一种稀缺假象,从而抬高“虚拟土地”的价值。但仍有人乐此不疲。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月韩国首尔市政府的一则通告。该市政府宣称,将在2022年底前入驻“元宇宙”,通过一个新的平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文化服务,居民可在虚拟的市政厅中,和当地官员的虚拟化身见面,要求他们提供服务或向他们提出投诉。通告称,将建立首尔市在“元宇宙”中的“虚拟市政厅”,建构居民与政府机构“无接触的交流”。
“元宇宙买房”和首尔市政府的构想貌似背道而驰。一方面,由商业公司推行的“元宇宙”,至今所呈现的,几乎成为“郁金香狂热”的翻版。这很难容许我们对“元宇宙”的未来抱有太大希望。另一方面,首尔市政府的计划试图将城市的公共功能复刻到网络上,从而赋予其公共价值。但这两条在公共价值上看似背离的道路,本质上殊途同归。正如彭博社评论所指,对“元宇宙”的应用与设想,目前都还只是“我们在物理世界中生活方式的数字摹本”。作为一个“摹本”,它势必将一些事物“生搬硬套”地加以延续,浑然不顾这一“数字摹本”已丧失了过去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基础。
“元宇宙”不因为具有“虚拟市政厅”就能成为公共交往的“城市”,也不因为“虚拟土地”和“房地产”的买卖就能给人安身立命之所。目前来看,与其说“元宇宙”如扎克伯格所描绘的那样,是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终极城市”,不如说,它更像是圈地谋划而功能缺失的“卫星城”,其运作无时不刻指向的终究是那个已存在的、物理世界的“中心”。目前,“元宇宙”与“在场”“形象”“空间”等关键词的联系主要是修辞性的。无怪乎埃隆·马斯克评价:“元宇宙”是一种“营销话术”。2021年7月,上海地铁。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1年7月,上海地铁。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虚拟分身、远程在场与已到来的“元宇宙”
如果我们深挖“元宇宙”修辞中的几个关键词,也许更能理解,它为什么会一夜之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将其视为一种虚拟的社交平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样的“元宇宙”早已到来。1999年,比尔·盖茨就提出:“我们要开发出一个软件,能让处于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开会——该软件能让参与者进行交互,并让他们感觉良好”。20多年之后的当下,人们已对在线会议再熟悉不过,而盖茨对“云服务”的叙述——“未来的记录将都’在云端’,在互联网上,不断地得到备份和同步”,也都一一成为现实。盖茨并没有提及“元宇宙”,但扎克伯格所描绘的“元宇宙”,事实上同盖茨的设想十分相近。
当今,技术的限制使我们不可能全“身”心地抵达一个虚拟场所;网络会议往往只能带来有延迟、不时卡顿或因操作失误而中断的视频与音频。与此同时,如果视频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关于“远方有某个人”的全部证据,那我们也就不得不仰赖这一重证据,才能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怀疑(比如说,对方是一条狗,而视频是人工智能合成的)。
这样一种视频与音频流,也塑造了另一种在场的方式。就像对不同专业、职位、年龄段的网络会议参加者,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预期他们具有不同的视频与音频效果。网络上的音视频事实上已成为人的又一张“面孔”。
另一方面,比尔·盖茨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网络会议,而是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也就是他所说的“远程在场”(telepresence)。
当然,这种“远程在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超出技术限制而达成犹如“面对面”交流的流畅,同时又摒除“面对面”交流时的某些尴尬,比尔·盖茨并未作出具体论述。但他触及了光鲜亮丽的技术畅想背后,更为惹人争议的方面:互联网上的活动将积累下海量个人数据,让说过的言语不再如烟云飘散,偶然的驻足也变得有据可循。盖茨宣称,这些数据将“在云端”构成人们的“数字生活记录”。
我们不妨将这种“数字生活记录”和盖茨对“远程在场”的追求放在一起考虑。今天,从消费到上网浏览到聊天,任何一种数据痕迹的记录,也在不断将我们描绘并分类为不同的“人”,从而在事实上创造出了我们在服务提供商那里的“远程在场”。
它们虽然不如音视频那样直观,那样接近人们“现实”中的社交经验,却在分类上更为“有效”,可以更直接地服务于记录者的权力和有权者的记录。对于电商平台,你就是你经常购买的商品、曾经反复浏览却下不了狠心“剁手”的兴趣热点、在某个纪念日附近会产生的大额消费;对于即时通信软件,你就是你的聊天记录,就是由你日常通讯的家人朋友所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
在这样的“远程在场”中,“人”被功能化为“视听的人”“消费的人”“聊天的人”,这个“远程在场”的分身,是服务提供商24小时不下线的记录行为所塑造,最终,在我们收到平台提供的种种“推荐”之时与它照面。2020年8月,上海徐汇跑道公园那行空间,读书的母子。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8月,上海徐汇跑道公园那行空间,读书的母子。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可以说,“远程在场”不仅是一种通过技术系统而达成的在场,还是一种在技术系统之中的在场。就前者而言,“远程在场”终究是一个隐喻,因为它并没有带来原本字面意义的“在场”;而就后者而言,它是通过数字化手段,通过数据产生出的对“在场”的替代。
如此看来,推特公司的多西嘲讽扎克伯格,也颇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意味——扎克伯格画下的这只“元宇宙”之“饼”,不过是将互联网企业已在进行的描绘“用户画像”、生产“远程在场”“分身”的商业活动加以具象化。
回到未来:“元宇宙”的价值可能?
这样看来,真正能够作为一个概念自足,而具有创新性价值的“元宇宙”尚未到来。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有待“认识”的新鲜事物,不如说它是一个有待“构建”的领域。
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立场介入“元宇宙”相关议题的讨论中,重要的或许就不是扎克伯格、比尔·盖茨等人说了什么,抑或科幻小说曾如何描绘“元宇宙”的“异托邦”,而是借这样“元宇宙”这一尚未到来之场域的名义,在现实技术的可能范围内,赋予其可追求的价值。
哲学家弗鲁塞尔指出,人类所建构的城市,正从一个“地理”的时代转而进入“拓扑”的时代。其标志是,传统上对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及理论(神圣)空间的区分已随技术的普遍介入而模糊:“由于电视电缆的存在,公共空间侵入了私人空间;由于汽车等设备的存在,私人空间渗透到公共空间。而理论空间已经渗透到了这两个方面,以至于它不再能被识别。”相对地,我们应当把城市理解为一个信息洪流中的“波谷”,它是“思想、情感、意图或知识等信息”在流动中汇聚的场域,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流经此地而汇聚、共振。
“元宇宙”的出现,恰好可以为我们描绘和实现这种新的城市图景提供一个有待填充的“容器”。相比人为制造的、数量上的“稀缺性”(加密货币和“虚拟土地”是其中代表),更为持久的价值仍来自思想、情感等的汇聚,在于建构质性的稀缺——就像艺术中创意的稀缺那样。
由此,我们需要的也不再是“分身”镜像式地给出的“推荐”,而是在于一种真正的个性化,即体现自我决定的意图与责任的个性化。“元宇宙”不应该只是现实世界的翻版,更不能是现实中让人不满的部分的翻版。

城市人类学 | 上海郊野景观中的江南文化系统

摘要:近代上海由于中西移民的到来, 与江南腹地居民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互动, 推动着上海城市文化朝着多元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中, 江南文化与上海文化之间既有相通, 也有分异, 而上海周边县城、乡镇的文化景观则成为上海与江南生活生产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江南文化的天然连结。以松江为例, 从府城区域转化为上海周边乡村, 其文化景观和区域定位经历了一定的转变, 既有宋元以来积淀的江南精英文化, 也有郊区乡村风情和近代化要素的渗入, 展现出江南文化的系统性。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乡村漫步》和《佘山小志》两部著作为例, 发现由于中西方视野的不同, 对乡村的认知存在差异, 西方人将上海乡村看作是对郊野文化的体验, 强调其中的野趣。而中国传统的士绅则开始进行乡村旅游开发,试图改造原始的乡村景观。两相比较, 体现出处于城市化进程不同阶层的中西方对乡村观念的不同。

原载:《全球城市研究(中英文)》2021年秋季号 https://mp.weixin.qq.com/s/5vNs4VfzWrMbUlM0lKEToA

核心成果 | 技术主张的文化响应模式

《技术主张的文化响应模式——以法、苏报刊中的控制论论争为中心(1950-1960)》论文摘要

20世纪50-60年代,控制论在接受过程中的戏剧性差异与变化,集中呈现了文化响应过程中的一般模式。法、苏文艺界报刊的相关材料表明,这种文化相应模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政治话语批判为代表的应激策略、以反复设问与例行回答为特征的冲突缓解,和文化借用技术术语的话语同化,实现对技术主张的重新阐释,服务于新论点的建立。文化响应模式至今时有再现,凸显控制论论争的当代意义。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4期

城市人类学 | 虚拟城市、网络空间与文学

原载: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42060

产生于文学文本的网络空间
1982年,美国作家William Gibson在小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词汇,用以指称广泛存在、互联互通的数字技术。这一隐喻很快随《神经漫游者》等科幻小说而传播开来,到1996年“电子前哨基金会”创始人John Perry Barlow在互联网上发表《网络独立宣言》之时,网络是一种“空间”,这一认识已被广泛接受。2013年,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也撰写了题为《城市,由实体走向虚拟》的文章。在他看来,虚拟城市将成为城市的未来,因为“现代网络形成了人类聚集的第二个空间,这个虚拟空间与地球表面的实体空间相平行”。上海地铁站内,工人正把最新的手机广告装上墙。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上海地铁站内,工人正把最新的手机广告装上墙。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城市承载着人类的聚集。从这一角度,作家们注意到,互联网不仅是机器的互联、技术产物的互联,本质是在既有的社会关联基础上,增添一层乃至多层“人”的连接。在这些设想中,网络带来的多重连接,将使人们获得“更为自由”的“新的生活场所”。而在最近的新闻中,人们也已看到,因存在Reddit这样的网络社区,“散户冲击巨头”这样的事件才能发生,网络切实发挥着组织大众的作用,并改变了这种组织的形式。
而对表达人与世界关联的文学艺术来说,网络并不只具有所谓“媒介革命”这类偏向技术的面相。在遥远的古代,先人聚集在山洞中或大树下,诉说代代相传的传说与歌谣,诞生出最初的文学形态;又发展出具有祭祀和信仰功能的仪礼,产生出最早的戏剧,流传演变至今。这样的文学艺术形态,和依靠血缘与地缘的人群组织形式无法分割。但既然网络给出了一种新的人际连接方式,完全能够顺理成章地推想:当人们不再聚集在大树下,而是聚集在互联网上,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也将产生。
在与文学毗连的艺术领域,改变已经发生。2020年,受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与博物馆应急开发了各式在线展览。然而,在种种将既有展品“移植”到网络平台的尝试中,真正能如鱼得水乃至重获生机的,当属21世纪以来“原生”于互联网的计算机艺术。在2020年3月,一场由上海、首尔、纽约等地多家艺术机构组织的线上展览中,十个由不同地域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通过网络链接的方式展示在观众面前,并直接构成国际艺术社群维持相互联系的写照。相比于这类面向网络中介之下人际关系的艺术实践,或许今天人们所说的“网络文学”还只是一个预演。
网络的空间隐喻
然而,正如“赛博空间”来自文学文本,作为“虚拟城市”的网络,亦难免是一种美好的修辞。它让人们看到一个仿佛是“纯粹”的社会空间,在那里,人和人的关系得以摆脱长久以来的空间距离给人带来的束缚:这样的“虚拟城市”不占据某种广延(几何意义上的空间),也不是身处其中的具体感知(精神意义上的空间),重点在于人际建立的社会关联。
但在物理现实中,摆脱空间距离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对通过网络建立的人际关系本身,只要看到形形色色的买卖交易,无不依托于庞大复杂的物流体系,就能意识到:网络“空间”仍是隐喻。它之所以被人认为实现了,依靠的是对“可见”的事物和“不可见”的事物的颠倒。对蛛网般密布城市的各种通信线路,以及串接其中的技术设施,乃至家庭中的网络设备,人们或熟视无睹,或予以掩藏;即便人们手上持有、面前摆放的大小屏幕,相比不可见的数据流所转换出的图像,若非变得无足轻重,就是已成为一种累赘;至于维持这些设备运转,以及更主要的是实现网络应许人们的种种功能,其中涉及的人力,无不匿名化了:他们只需完成网络“平台”分配的任务,此外的事情便与网络另一端的“用户”无关。
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的城市或许可以存在,但它一定是由成百上千个城市、连接它们的道路、供给它们的村庄等共同组成的。这并没有在已有的城市空间之外额外制造、叠加别样的“空间”,而是人们在认识上,对于在种种“虚拟”所给出的红火表象之下,真实生活和运作的人和事物选择性的忽略乃至漠视所塑造。
与这种忽略与漠视相对应,“虚拟城市”当然也有它的获利者。《观光客的哲学》一书中,日本评论家东浩纪指出,网络作为“空间”的隐喻,在将网络技术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领域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按照他对美国这一互联网经济策源地的观察,网络的空间隐喻,首先将相关行业塑造为一片新的“公地”——“信息产业充斥着无数的’网络牛仔’,无主的网络分裂成无数的私有土地,先行者们借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中的确存在一些创新性的成分,但空间的隐喻却将它“与美国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声称存在一片“独立”的“空间”,唤醒了“发现新大陆”的古老记忆,由而在网络中的领地扩张,成为“西部精神”开拓荒地的再度演绎,更进一步收编了技术创新中原本可以存在的那种反传统、反建制的力量。
虚拟城市中的文学救赎?
网络的空间隐喻诞生于文学。对“网络牛仔”膨胀到“生死予夺”的大权在握,文学虽不必负有直接的责任——说到底,修辞与其说是促发因素,不如说更像一种社会思潮或集体无意识的涌现;但起码,在道义上,文学还是应当对这种“虚拟城市”承担某种职责。
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城市始终在为文学提供关于“现代”、关于“未来”的直接形象。相比之下,网络或更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艺术,只是最近的发明。Carl Abbott在《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对西方科幻文学中的城市形象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揭示出E. M. 福斯特、艾萨克·阿西莫夫等作家笔下的“科学幻想”大多依托于城市的舞台。作为补充,启蒙了无数国人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亦以虚构的“未来市”为背景。就连晚清报人以纪实为主的《漫游随录》,侧重的也并非城市情状的“原样”刻画,而是将自身对“现代”的渴望、对异域城市文化冲击的震惊体验,符号性地借城市景致的名义呈现出来。可以说,奇诡的想象、震惊的体验固然是城市文学书写中重要的线索,但想象和震惊无不回指到作者所处的“现在”:字里行间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期许,或是对不堪现实的疗愈;而借虚设的技术“异托邦”,作家们也得以向同代人提出善意警告。
这提醒我们,文学中的“虚构”城市具有一种救赎的力量。它不只是对现代经验中集体无意识的被动呈现,而是保持着对生存在社会中的人的关切。当然,这种关切已不能依靠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来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反对机器的“卢德主义”,混淆了机器以及“应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式及其理念”,文学若只向着“前网络时代”回返,恐怕也弄错了聚集在网络上的人们真正需要实现救赎的那种生活。
或许,在向着数十年前科幻小说中的“虚拟城市”进发的当下,文学的救赎在于,构想别种“社会形式”,让那些被颠倒了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被忽略和漠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提供穿透“网络空间”幻象之后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