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 | 贝特森的“实验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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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和米开尔·费彻尔(Michael M. J. Fischer)出版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两位作者以一种相对克制的方式,将“表述危机”限定在文化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志写作相关问题范围内,这一术语事实上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每每当学科的发展遇到瓶颈之时,“表述危机”便成为诊断问题的有力抓手之一,而与之相关联的“实验性写作”则为寻求解决方案提供了参考。

“表述危机”这一表述本身虽然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境况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譬如,在1936年,格雷戈里·贝特森就在民族志著作《纳文》中指出了类似的困境。他在第一章中即谈论了“表现(presentation)的方法”,指出: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展示一种文化的整体,使其每一方面都完全像它们在其文化自身内部那样各得其所,那么对于读者来说,就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会显得怪异或是匪夷所思,相反,每个细节都会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就像那些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当地人所感觉到的那样。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努力达到这样一种展示,一种是通过科学方法(technique),一种是通过艺术手法(technique)。[2]

在他看来,艺术采取一种“印象式的技巧”,悄无声息地将关于一种文化的知识隐藏其中,让读者不自觉地就能够体会到文化的整体性面貌。相比之下,而科学方法则试图通过运用分析性的术语来描述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意识地让读者在文化现象的细节之间按照研究者的理解建立关联。显然,贝特森不仅认为“艺术手法”是对“科学方法”的补充,而且在前者所提供的洞见观照下,后者在表述社会文化时是否能够达到人们期许的效果,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针对当时盛行的功能学派,贝特森断言:“如果功能研究不能将结构和带着情感色彩和精神气质的文化的实际运作联结起来,那么从理性上说,这种研究就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3] 而“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将人们的行为的社会学功能视为潜在动机的表现都还是很成问题的”。[4]

由此,贝特森走上了一条“实验性”的写作道路。仿佛预见到半个世纪后人类学界的“实验性写作”热潮一般,贝特森在后记中称:“本书的写作是关于人类学材料之处理方法的一项实验,或者说是一系列实验”。[5] 这种“实验”体现在《纳文》独特的文体风格上,具体表现在那些作者承认自己认知与表述的局限性乃至错误的脚注里,也体现在它看似不合常理却又颇具反思意味的谋篇布局中。对贝特森著作的重读让20世纪80年代那些面对“表述危机”、正在摸索“实验性写作”的文化人类学家兴奋不已,以为在先驱者那里找到了可以追随的范例。

马尔库斯评价,《纳文》是贝特森思想的“立宪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通过这部著作,贝特森“对分析性写作和描述性修辞在表述自身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充分性做出了判断”。[6] 毋庸赘言,这种判断以否定性的方面居多:当他花费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论“问题和探究的方法”时,其目的也不像当今许多研究著作那样置于篇首以提供下文展开的明确线索,而是出现在中间(第八章),出现在他已经运用了当时通行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写作之后。这让他对于“问题”和“方法”的讨论中出现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纠偏,实质构成了对彼时人类学描绘“文化”方式的怀疑、否定和纠偏。

在马尔库斯看来,当时的文化人类学界对于贝特森的推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者先在立场投射的结果。就像人们往往能从已成经典的著作中重新“发现”了当下所盛行的思想那样,这些文化人类学者对贝特森的热情是一场“一厢情愿”,即便在客观上贝特森的著作促进了彼时民族志“实验性写作”的勃兴与发展,这种效用终究不是建立在对贝特森本人观点的恰当把握上。而且,贝特森的自我纠偏并不能直接导出建设性的新“方法”——甚至贝特森本人也承认,与其说这种“实验”展示了一种“方法”,不如说是“缺乏方法”。[7]

贝特森所采取的,是对理论与观察材料之间关系的反思,是对“概念抽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陷阱”的反思,它们无不是围绕文本的写作本身展开的。但是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而言,相比写作,更重要的是田野调查;相比概念的思辨和学人之间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与“他者”的对话。因而从马尔库斯的立场来看,贝特森的“实验性”写作,无法等同于文化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

马尔库斯还指出,《纳文》体现了贝特森在认识论上几乎是过度的担忧,这种担忧使整部著作走向了“失控”;其篇幅的绝大部分与其说是民族志,不如出自对民族志书写的哲学关切(philosophical concerns)。的确,贝特森在完成《纳文》之后就放弃了民族志的文体,他虽然积极尝试对话、谈话等方式来形成和阐发观点,成文时也还是采用了更为传统的论文形式。这些事实印证了他“完全失去了对(民族志)实验性写作的兴趣”。[8]

但是,当我们跳脱文化人类学对于“实验性写作”的框定,不难看到贝特森式的“实验性”写作恰恰彰显了一种应对更一般意义上“表述危机”状况的方式。充斥在《纳文》正文与注释之间、章节与章节之间,那些几乎是过于自信的“科学”话语与自我怀疑的哲学反思之间的张力,并不像马尔库斯频繁使用“忧虑”(“worry”“concern”)“焦虑”(“anxiety”)等词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不稳定的”(“erratic”)运思历程乃至精神状态,而是显现了学术的“表述”在某种终极意味上不得不面对的不确定性与不完全性,以及一位学者对此展开的思想抗争。

贝特森和米德称他们和维纳一样,都把自己视为系统中展开参与观察的人,这与工程师超然地(detached)观察输入输出方法形成对比。在米德的启发下,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发展了二阶控制论的思想[9]

作为这种抗争的产物之一,贝特森提出了“循环性”(circularity)的概念。他发现,(1)学理概念只是“一些标签,它们标示着某些观点,人们以此为基点来观察所有的行为”。[10] 它们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但同时又是任何从事知识劳作的人都不得不使用的思维工具。因而,人们只能在使用概念的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陈述,即“首先必须观察大量可资比较的现象,然后才能对其中任一现象作出某种理论陈述”。[11] 这是经验材料与术语之间在方法论层面的循环性。(2)而当人们考察的对象是一个内部不断处于相互作用中的系统之时,这种现象又具有另一重“循环性”,即“每个因素都对其他因素的活动有所贡献,每个因素又都依赖于其他因素的活动”[12],这是“整体”与“部分”在因果关联上的循环性,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循环性。(3)更进一步来说,当这一系统正是人类社会本身时(即便是其中微小的一个部分),便意味着研究者自己已经身在这种复杂的互动之中,其所实施的研究行为本身就是这种互动的一种形式。这便关涉到诸如观察者如何在其所观察、同时也是参与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将社会放置到何种位置之上。随着后期贝特森转向了控制论的话语方式,这可以被表述为“在系统之内定位观察者和在观察者内定位系统”[13]。它赋予了“循环性”思想以存在论的维度。

“循环性”的上述三个方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哲学家们所提出的“阐释学循环”,尤其是其中对于观察“基点”与表述关系的思考、对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重视,都与“阐释学循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构成了呼应。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正如“阐释学循环”从如何阐释具体的文本,经由对于“理解”与“阐释”本质的思辨,发展到与人的生存紧密关联而又有据可循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14] 贝特森所说的“循环性”,也蕴含了一种类似的转折意味,它起始于(1)对于“科学方式”书写有意识的方法论反思,经由(2)对表述有效性与社会因果关系的认识论思辨,并趋于(3)对研究者或观察者研究与观察行为反身性的(reflexive)考察。正是这层反身性的意蕴,在相当程度上为他与控制论的相遇,乃至“递归认识论”(recursive epistemology)[15]的建构埋下了伏笔。

贝特森式的“实验性”写作为认识论问题提供了一种操作性的(operational)切入路径,导向了他之后对于“认识”问题的进一步探究。这种考察仍然具有存在论的立意,但并不因此走向纯粹的哲理思辨,因为贝特森将“认识”从某个人头脑中的概念和感知到的知觉刺激,情境化为特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的行动及其结果,进而关注如何才能有所“知道”并作出决断。[16] 正如他在回顾自身理论发展历程时总结的那样,这使关于“认识”的学说“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实验与观察的科学。”[17]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