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类学 | 上海棉花往事

原载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63395

前面提及白玉兰的“市花”身份,而“棉花曾是上海市花”的旧闻也引发了人们的兴趣。棉花作为棉纺织业的象征,同近现代上海的兴起息息相关。据统计,在棉花当选市花的后一年(即1930年),上海产业工人共有28.5万人,其中纺织行业独占20万人之多。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上海共有纺织企业4552家,棉纺锭占全国总数高达47.23%。
而从今日的上海地区看,棉纺织品也曾是中国重要的外销货物。英人所云“南京布”(“nankeen”),其织造实则多在松江。棉花对上海经济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申报》上关于选择棉花作为上海市花的理由,亦充分显示了这种经济上的考量:
棉花为农产品中主要品,花类美观,结实结絮,为工业界制造原料,衣被民生,利赖莫大,上海土壤,宜于植棉,棉花贸易,尤为进出口之大宗,本市正在改良植棉事业,扩大纺织经营,用为市花,以示提倡。2019年,浙江义乌,外商前来采购。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19年,浙江义乌,外商前来采购。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然而,在形成重要的工业部门,或是成为货品远渡重洋之前,棉花首先是一种植物。
据学者考证,宋朝末年以前,棉花种植技术即已传入现今的上海地区。不仅如此,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不仅详解了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方法,还对当时上海县的棉花种植情况作出了一番估计:“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现代的历史学者,综合嘉定、宝山、青浦、奉贤等县的文献资料,认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棉花种植“以松江府辖上海县,太仓州辖嘉定、宝山、崇明三县为多”,仅此四县棉田面积总和已达300余万亩,占耕地面积比率约为50%,盛时可能高达70-80%。数百年来,棉花与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结下了深厚缘分。徐光启《农政全书》书影
徐光启《农政全书》书影

歌谣中的棉花
如此高比率的棉田种植,意味着棉花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获得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海上文人收集和创作的竹枝词中,汇集了不少同棉花有关的诗句。“三冈沿海极平沙,不植蚕桑不艺麻。”(丁宜福《申江棹歌》)“地接三冈一道斜,采无桑叶绩无麻。”(顾翰《松江竹枝词》)“此种江南遍地栽,沪田万顷辟汙莱。秋成不是闲花木,合受春来雨露培。”(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均描绘棉花种植之广,甚至还有的将种植要领径直写成口诀(同前):
最是棉田不厌肥,细舂豆饼散斜晖。灰和鸡鸭猪羊粪,第一河泥尺厚围。
棉苗最忌密连根,根浅茎长枝莫繁。不耐风潮还怕旱,希科盈尺老农尊。
脱花要趁节黄梅,时里锄头胜膏培。但得一回锄落地,棉长三寸好身材。……
同其他农作物一样,棉花的生长和收获,也要“看天吃饭”。“最怕风潮八月半,侬家全植木棉花。”(丁宜福《申江棹歌》)还有谚云:“棉花是白蛇精,最怕八月里龙现形。”中秋前后的降水影响棉花采收,是以“占睛课雨听田家,远近村庄笑语哗。少妇人厨忙未了,小姑催伴捉棉花。”(陈松《槎浦棹歌》)而在辛勤忙碌的种植之外,“牧童放犊水之涯,布谷声中雨似麻。待趁新晴天气好,手携小锉削棉花。”(陈松《槎浦棹歌》)则描绘了一幅放牛削棉花的小景。
当然,竹枝词中也有述及棉纺织的。“木棉花绽夜初长,村舍篝灯纺织忙。争似红楼富家妇,豚蹄烂熟劝郎尝。”(程兼善《枫溪棹歌》)是抓紧抢纺织的景象;“素风衣被遍他乡,春绢秋罗漫较量。织得吴绵云样薄,侬家妙手有丁娘。”(顾翰《松江竹枝词》)“浦东佳布例称尖,纺织工须细洁兼。侥幸丁娘遇朱老,百年声价为诗添。”(叶廷琯《浦西寓舍杂咏》)它们描写的都是松江的“丁娘子布”,康熙年间的《松江府志》卷四记载:松江“东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弹木棉极纯熟,花皆飞起,收以织布,尤为精软,号丁娘子布,一名飞花布。”
文人记载如是,歌谣在民间也绵延不绝。关于这一点,不仅史籍有所记载,而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也多有传抄。1961年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上海卷)和1987年的《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收录有从上海县、崇明、奉贤收集的《棉花山歌》,实际流传的版本则更多。此外,晒花、拣花、轧花、弹花衣直至纺纱、织布、售卖各个环节,都有歌谣存证。
此外,还有关于或涉及棉花的民间故事。其中最为首要的,当属关于黄道婆的故事。而《托花鸟》(杨浦)《姑嫂鸟》(上海县)叙说的故事,既将鸟鸣与棉花的除草、收获关联起来传授农谚,人物本身的悲惨经历也与棉花关联。甚至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人们在叙说其故事的时候,也不由自主为之安插上棉田与捉花(摘棉花)的本地情景(如《张良的死》,虹口)。民俗学者指出,江南棉稻区乡村民众,不仅生计依赖棉花,生活与节庆也随着棉花种植节律展开,夏秋两季的民俗与棉花种植和收获的节奏息息相关,冬春的闲时则属于纺织与休闲。
未尽的棉花往事
棉花的故事并不随着工业化进程而结束,棉花自身演变亦未曾终止。《中国棉花品种志》(1981年版)记载有以“上海”命名的农家品种“上海莺湖棉”一种,“小叶棉”“上棉1号”“宝棉114”“奉棉160”“长605”等多个品种也都在上海选育。直到1990年左右,随着城市扩张、农田消失,棉花种植才在上海的土地逐步消失。1986年的一项研究认为,“应在八十年代逐步缩减近郊粮、棉、菜三夹种地区”,“在九十年代逐步缩减或甚至于取消近郊各县的棉花种植”,大致符合事实走向。例如,上海县在1985年作出了减少棉花种植面积的决策,到1992年撤销上海县建制时,已不再种植棉花。2021年底,上海宝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1年底,上海宝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尽管如此,学生时代学农采摘棉花,仍是数十年来上海市民的一项共同回忆。作为重要的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棉花承载的往事,既让人联想到近现代的壮阔历程,又显示出上海这座城市难以抹消的江南底色。
而同棉花一样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则是其中蕴含的对“生产”的关切:不论农业的种植,还是从手工业到工业的织造,生产的概念对上海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关联,同时也赋予其作为一座城市的基本资格。
如此看来,重要的或许不是棉花曾经获选市花的往事,而是由此折射的“生产”在当今城市中的某种命运。当棉田万亩与“母亲工业”都已成为栋栋高楼和工业遗迹,当“纺织”的辛勤让位于“时尚”的亮丽,甚而城市的诸多生产功能都被疏散到“边缘”,让“生产的城市”取回其应有的注目和尊严,不是一种“怀旧”、不单事关这座城市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尊重,更是为了此间每一个耕耘的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