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 | 数字时代的人类学:由列维-斯特劳斯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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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由语言学出发

1941年春,列维-斯特劳斯逃亡来到纽约,住在格林尼治村中央第11街的一栋小楼中。房东是一个“几乎残废的意大利老人”,邻居也同样是来自欧洲的避难者。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楼上,居住着一位执着于“发明人造大脑”的人。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科学怪人”就是控制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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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格林尼治村西11街51号,列维-斯特劳斯和香农曾在此居住[2]

虽然在纽约列维-施特劳斯与控制论“擦肩而过”,这一技术学科的发展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留下了印记。不仅在1958年的《结构人类学》第一卷中,他将维纳的《控制论》、香农和韦弗的《关于通信的数学理论》与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并举,称之为“对于社会科学极为重要的著作” [3];而且在1962年的《野性的思维》中,亦将“电信、计算机和电子显微镜等等的发明”视为人类原初思维方式中解释原则的揭示[4]。不仅如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现代“文明社会”所创造的这些工具亦不过是验证了古已有之的直觉,人们看到的是“两条长期分离的道路的相互会合:一条通过通信活动迂回到物理世界;而另一条,如我们最近才知道的,则通过物理学迂回到通信世界。于是人类知识的整个过程就具有一种封闭系统的性质”[5]。

将列维-斯特劳斯引向控制论的首先是语言学。在题为“语言和社会”的一章 [6]中,他试图将维纳着力排除的“数学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的可能性”重新纳入思考的轨道中。他指出,即便在“一些专题论文和应用人类学的著述”中看来维纳的意见难以驳倒,但“至少在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里,维纳的反对意见是不太中肯的。在语言学,尤其是从音位学来看的结构语言学当中,他提出的运用数学研究所需的条件看来全都具备” 。在他看来,借助计算机,人们能够方便地构建起一份“语言结构的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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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森(左)与列维-斯特劳斯[7]

先前研究者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上述观点来自他与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的交流。[8]不过,对于他何以走上这条道路,最好的解释仍来自他自己。在1956年发表于《精神》杂志上的《人的数学》(“Les mathématiques de l’homme”)一文[9]中,列维-斯特劳斯做出了如下的陈述:

从1870年到1920年,有两个基本观点被引入这一领域,首先是受俄国人博杜安·德·考特内的影响,然后是受瑞士人索绪尔的影响:一方面,语言是由不连续的元素,即音素组成的;另一方面,语言学分析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系统,即受内部一致性规律支配的集合,因此,在其中,一个部分发生的变化必然导致其他部分可以预测的变化。……这些定律的严格程度完全可以与精确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相关定律相媲美。

然而,信号传输工程师在实验室中独立进行的研究在1940年左右引入了非常类似的概念。在语音合成设备的发展中……以及在指导通信专家工作的智力方法的理论表述中,我们发现某些主要的解释原则,正是语言学理论设法制定的。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以有序元素的组合为基础的;对于每一种语言来说,组合的可能性是由一系列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所决定的;最后,在这些规则的限制下,话语的自由在时间上受制于某些概率。……索绪尔式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与当代物理学思想的两个主要方向相吻合,语言受制于机械论和结构论的解释,而言语尽管具有明显的不可预测、自由和自发的特点(或许是因为如此),却受制于概率的计算。

从语言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出发,列维-斯特劳斯将他在语言学中看到的“数学方法”的适用性推广到一般意义上对于社会的研究中去。将列维-斯特劳斯上文中关于“机械论”和“概率”的对比同维纳的《控制论》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后者正是用“牛顿力学”与“统计力学”的区分为控制论这门工程技术学科确定了基础:发现宏观尺度上的统计规律,而非微观个案中的因果联系。

“质性的数学”:在科学主义外表下

但是,正如通信中信息量的测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在概率统计所提示宏观尺度上,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的研究与控制论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在他看来,由人口学等统计社会科学所强调的“量”的关系,虽然重要,但是同他所追逐的那种“数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为了抽象出人口现象的纯数量方面,人口学家不得不使之贫乏。他们所处理的人口与真实的人口只有遥远的关系;它们是由无性的个体组成的。”“人口学家的社会是人为的同质群体,其结构的最基本特征被忽略了,因此,只要有可能从全局角度观察一个社会(如在民族学研究中,因为通常考虑的群体规模很小),人口的真实行为就与人口学家的抽象模型非常不一致。这些模型只有放在更大的规模上才能重新获得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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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数学家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1906-1998),主攻数论和代数几何,参与创立布尔巴基小组。曾辅助列维-斯特劳斯完成亲属关系基本结构的代数形式化工作。他还是西蒙娜·韦伊的兄长

由此,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其所说的“质性的数学”,其基础是集合论、群论、拓扑学等数学分支。它们在离散的数值或类别之间寻求建立严格的关系,“不可公度”(incommensurable)或“不可解释”(ineffable)正是这种数学所关心的基本性质。如果说“数量的数学”在人文与社会研究中的应用或多或少建立在对特殊性的剥夺上,那么“质性的数学”所要恢复的正是这种特殊性,将算术所关注的“数量”还原为特定数学系统中的符号表示,进而揭示这一系统本身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在社会和数学之间进行类比、附会,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质性的数学”“人的数学”所强调的,是新数学分支中所显现出的一种思维方式——由于人文学科“离任何严谨和测量的概念最远”,它们最适宜显现这种思维方式;“它们的对象本质上是定性的,这使它们不能像社会科学那样长期尾随依附于传统数学,相反,这迫使它们从一开始就转向某些大胆而创新的数学思考形式” 。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与此同时还不断标举“人文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建立实验室实验并以经验方式验证假设”,这让他“质性的数学”中蕴含的洞见被科学主义的外表所遮蔽。其中的一个有力的批判来自保罗·利柯,他批判列维-斯特劳斯“重语法学轻语义学,重结构轻意义”。他指出:“这个方法也许适合用来分析简单社会中的概念,毕竟它们本身表达的语义就不复杂,但是如果对象是更加复杂的智识系统,这条路径就行不通了。”[10]与之相对,他认为“只有对符号、象征、文本做出阐释学解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社会” 。利柯的批评抓住了列维-斯特劳斯“质性的数学”构想中的“科学主义”外观,却恰恰错失了“质性的数学”相对于“数量的数学”对意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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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旅行笔记上的图画[11]

诸如“语法”与“语义”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毋宁说,当一种真正关于“质性”的“数学”在人文学科中建立起来,出于它对系统中结构性差异的关注,本身就会产生出诸多阐释,这些阐释的有效性则需要“代入”或恢复到阐释对象原有的结构关系之中才能建立。对此,列维-斯特劳斯也深有意识:

如果仅限于抽象地思考我提出的各组对立概念(天与地、土与水、地面与地下,等等),人们会迅速将各组概念等同起来,它们构成的体系也不再有意义,除非像我所做的那样,即“回到神话本身”……但回到特定社会的实践和信仰更重要,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它们才能了解这些性质各异的关系。[12]

出路:走向数字时代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质性的数学”乃至“人的数学”并未像他的其他文本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先前学人对此的讨论大多停留在语言学的范畴,关注它与结构主义形成的学术史关联。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对身处当下的我们而言,还可以有如下几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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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其一,数字等表面上“与文化无关”的事物同样具有文化属性。列维-斯特劳斯说:“通过研究非常小的群体中参与者数量的可能性和限制,我们无疑正在恢复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中国和印度的圣人,以及在前殖民地非洲和前哥伦布美洲的中心地带,本土思想家都关注数字的意义和优点;例如,印欧文明对数字3有偏爱,而非洲人和美国人则更倾向于4;事实上,严格定义的逻辑—数学性质都依附于这些选择。”英国人类学家克伦普的著作《数字人类学》可以被视为对这一传统的系统性刻画。类似“数字”这样的事物提醒我们,即便某些事物“被人们看作是深奥的、独立的,甚至是完全自治的”[13], 仿佛位列文化特殊性之外,也同样往往是“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其二,现代与原始思维方式之间具有跨越历史的连续性。德尼·贝多莱(Denis Bertholet)在《列维-斯特劳斯传》中写道:“列维-斯特劳斯热情地关注着信息科学的进展……这是令人瞠目的结合。彼此最为对立的学科,一是‘计算机理论’,一是‘关于他者思维形式’的思考,能够相互阐发申明。经历数千年分途之后,两个领域或许准备好要融会了。”[14]如果我们考虑到哥德尔数(Gödel Numbering)这样的“数学构造”在可计算性理论以至计算机科学历史上所具有的前瞻性意义,并与《数字人类学》中提供的丰富事实相对照,不难发现前者作为计算机技术的“准则”,正与古代和小型社会中对数字的崇拜在巫术、祭礼乃至建筑各“技术”中发挥的规范性作用相一致。这印证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仿佛人类很早就看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一旦确定下来,就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来等待它的实现。”[15]这种连续性为我们超越对人类数字生活皮相式的调查,深入其中凸显的生存境况乃至“人的条件”提供了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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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类学》中译本,郑元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其三,对现代高技术条件的人类学审视需要扬弃列维-斯特劳斯的遗产。列维-斯特劳斯虽然在方法和概念上赞赏并借鉴了控制论的思想,但他似乎并不认可后者所研究的沟通行为在人类学上的价值。在他看来,信息差是组织性的保证,但是“每一句对话,每一行印出来的文字,都在两个对话者之间建立了一次通信,展平了一个先前以信息差——因而也就是较大的组织性——为特征的平面”,组织性的破坏最终将导向“解体过程的最高表现形式”[16]。在一次演讲中,他甚至声称,为了保留文化的独特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坚持自己,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要对不同的价值充耳不闻,并一直对其彻底地或部分地无动于衷”[17]。另一方面,当今人类的通信技术已经突破了地球的界限,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却未能有所消融,对“他者”的兴趣日渐为“同者”之间的“无差别性”所取代。[18]人与人的沟通是否可能,文化的共通性与特殊性面临怎样的命运,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重新成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问题。此时人们所需要的,恐怕也不再是列维-斯特劳斯遗留下的范式,尤其不是那种拒绝对话、无动于衷的态度,而是在对现代技术及其文化相关性的分析中重新发现他者,在追踪事物和现象变化的过程中着力探查相对恒定的规律,以研究者的身份尽力连接各式的人生境遇,从而为步入数字时代的人类寻求解释与出路。

参考文献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遥远的目光[M]. 邢克超, 译. 中国人民大学, 2007: 304.

2. https://www.cityrealty.com/nyc/greenwich-village/51-west-11th-street/45097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1[M]. 张祖建,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01.

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M]. 李幼蒸,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95.

5.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M]. 李幼蒸,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96.

6.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1[M]. 张祖建,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60.

7. https://twitter.com/literaturarussa/status/841705265498058752

8. Geoghegan B D. From Information Theory to French Theory: Jakobson, Lévi-Strauss, and the Cybernetic Apparatus[J]. Critical Inquiry, 2011, 38(1): 96–126.

9. Lévi-Strauss C. Les mathématiques de l’homme[J]. Esprit, 1956(10): 525–538.

10.亚当·库珀. 人类学与人类学家[M]. 沈沉, 译. 商务印书馆, 2021: 234.

11. https://en.unesco.org/courier/2008-5/matematicas-del-hombre

1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猞猁的故事[M]. 庄晨燕, 译. 人民大学, 2006: 178–179.

13. 托马斯·克伦普. 数字人类学[M]. 郑元者,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前言2.

14. 德尼·贝多莱. 列维-斯特劳斯传[M]. 于秀英,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24.

15. Lévi-Strauss C. Les mathématiques de l’homme[J]. Esprit, 1956(10): 525–538.

16.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M]. 王志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520–521. 译文有改动。

17.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M]. 栾曦,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29.

18.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8.